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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无名》导演程耳:我从来没想过,去拍所谓纯粹的文艺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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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4 15:00: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无名》是程耳导演的第四部长片,由梁朝伟和王一博主演。
            程耳并不高产,但他在中国影坛留下了清晰个人印记。上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于2016年,有着非常作者化的表达,也是程耳被广泛认知的一部作品。不过对于影迷来说,《第三个人》、《边境风云》,甚至他更早的学生作品《犯罪分子》,都令人印象深刻。
            之前我们采写了稿件《导演程耳:罗曼蒂克消亡之后》,本期GQ Talk邀请到了程耳导演,从《无名》的幕后故事说起,探讨了他独特的工作经验与习惯,也聊到了他不拍电影时的日常。最后,话题转向了他关于生活与电影的个人趣味和审美体验。
            关注GQ报道微信公众号,最新推送中点击音频收听:对话《无名》导演程耳:我从来没想过,去拍所谓纯粹的文艺片
            嘉宾
            程耳,导演
            主播
            靳锦、梁静怡,GQ报道编辑
            “某种个人的炫技”
            GQ Talk:《无名》这个故事是如何成型的?创作梁朝伟和王一博所饰演的人物时,是如何考虑的?
            程耳:我们想要拍一个40年代前后关于二战的民国故事。
            梁先生饰演的人物,代表了那个年代里的希望。他的出场设定是在1938年9月,广州沦陷之前。他在防空洞旁观了一只小狗的命运,然后他带着某种任务从广州去了上海。
            王一博的角色可能代表了那个年代年轻人某种宿命般的人生——个人命运在大背景下的不堪一击,或者个人命运在大环境下需要做出的某种奋斗。无论是为了求生,还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GQ Talk:演员的人选对你安排剧情有影响吗?
            程耳:我写完剧本之后,对演员有一个大概的设想,最开始是没有想过梁先生的,我想他一定很忙,而且他说粤语,语言会是一个障碍。但是后来,机缘巧合下我们把剧本给到了梁先生。他看完剧本之后,觉得还不错,就给我打了电话说愿意参演。
            我很少拍特别年轻的人,所以我对王一博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不太了解。后来工作人员把一博的名字发给我,从形象上来看,他是合适的,所以我找黄磊帮忙联系他。第二天我们就在办公室见了一面,聊了大概两三个小时。聊完我觉得一博没有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前期的剧本只是提供了人物大致的走向、脉络,而很多填充都是在现场完成的。在知道演员是谁,或者已经有了初步的磨合之后,我每天都会再写一点:完善某场已有的戏,或者结构某场之前没有的戏。
                        
            GQ Talk:把这个故事落地的过程中,对你而言什么是最难的?
            程耳:日外(电影制作术语:白天的外景戏)对我来说是特别大的困难。日外需要重建上海民国的外观,花多少钱、多少精力也实现不了。《无名》中的所有场景,除了个别在荣宅拍的几场戏之外,都是我们自己搭的。
            《罗曼蒂克消亡史》当时是拿无人机俯拍现在的上海,后期再去修。所以这次依然没有太多的日外,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GQ Talk:在你的电影中,演员会出演一些超乎大众想象的角色,比如这次的王一博和大鹏,都与他们之前的形象大相径庭。你是如何看到他们有这样的潜力的?
            程耳:首先你需要捕捉到这种潜质,而反差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更加有趣,更加吸引人的。另外,这可能是我个人的某种炫技吧。
            我举一个例子。整个拍摄期,我女儿都在剧组,和所有人都混得很熟,包括大鹏。拍完戏之后,我带着她去大鹏家吃饭,吃到半截我才意识到,她根本没有认出大鹏。我问她你没有认出这个怪叔叔吗,她说我没有见过他。大鹏生活中和《无名》里呈现出来的样子确实有一定的反差。
            GQ Talk:是因为他们之前某些戏的片段或者形象让你有这样的灵感吗?
            程耳:其实很多演员他们之前的戏我都没有看过。譬如王传君演《罗曼蒂克消亡史》之前,他还专程跟我说,你不要看我以前的戏,我说我没有看过。我觉得不用看以前演过什么,主要还是靠见面聊天,看他的形象,看他举手头投足之间所能够传递,或者无法传递的某种微妙的信息。我从来不试戏,都是靠聊天。
            GQ Talk:现场会如何指导演员?
            程耳: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对演员最后需要呈现的表情、眼神,甚至叹息都是很笃定的。包括在围读剧本或者讨论剧本时,我对于整个氛围和气质的把握也是非常清晰的。所以现场的工作很简单,我会明确地告诉演员我需要什么,然后大家沟通完,拍的条数也不会太多。
                        
            GQ Talk:那天我们去《无名》剧组,真的特别安静,大鹏说这是他待过最安静的一个剧组。
            程耳:我拍戏是这样,所有人都戴着耳麦,在演员面前保持绝对的肃穆和安静,不能有任何噪音打扰到演员。而且我们拍戏从来不打头板,只打尾板,因为“啪”这么一声对演员是一种特别大的干扰。
            我在现场做的大部分工作就是为了保护演员。我从不跟演员发火,因为我知道演员太脆弱了,而且演员在镜头前,除了情感之外,他们要奉献自己的身体。
            GQ Talk:如果演员始终没有给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怎么办?
            程耳:那不会的,这样的演员我不会选择的。
            笃定
            GQ Talk:《无名》中的对白是非常精炼的,而且大量使用了上海话。程耳导演很多电影都有多语言的设置,比如《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有上海话和日本话,《边境风云》中有缅甸语与国语。对你而言,一个电影中多语言的设置意味着什么?
            程耳:我觉得大家常常会忽略语言的选择对于一部电影的重要性。电影的代入感除了画面之外,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拍什么样的地方,就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我们在拍《边境》的时候,孙红雷力所能及地学了不少缅甸语,效果非常好。我在九九年拍毕业作品的时候也是选择的上海话。
            当然台词就更重要了。我对台词有某种洁癖。最终电影对白的部分确实是与众不同、准确而富有意义的。
            GQ Talk:电影中人物的对白都相对书面化。
            程耳:每个人说话的方式是相对固定的,我写对白肯定首先也是以我自己的语言方式来写。我跟人说话是相对比较注重语汇的,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其实作为创作者,生活中的说话方式,会代入到作品中。当对白写出来之后,交给演员的时候,他的遣词造句也是固定的,他如何说这句话,如何断句,重音在什么地方,这个就是大家在现场再创作的问题了。
            我拍戏,无论多长的对白,甚至三页纸的长度,我都不会断开拍。演员需要从第一句话背到最后一句话,所以压力也很大。像Tony(梁朝伟)每天都和中文老师学习。片中他有一个长镜头,那段对白太书面了,非常难说。拍那场戏之前,制片部门问我今天拍到几点,我说8点第一镜的话,大概拍到1点吧。结果9点半我们就收工了。Tony基本上第一条就没有问题。他是一个非常敬业、非常优秀的演员。
                        
            GQ Talk:你其实并不是上海人,当演员用上海话说台词的时候,其中语调、情绪的转折,你是怎么去分辨的?
            程耳:上海话还好,我能够分辨,因为我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这次最困难的是日语,对于演员也会有很大的困难。譬如,当梁先生、大鹏和日本演员森博之,三人坐在一起拍戏时,他们需要同时记下对手的对白,要知道日本演员对白的中文是什么,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记住日语的某一个音节的意思,不然他们无法做反应。
            但是他们最后都完成得非常好。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对白背下来,而且也把对方的对白用自己的语言背下来,然后再去请教翻译,每句话的节点、语音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更何况还要加入表演。
            GQ Talk:我们采访大鹏的时候,他说这个剧组很“卷”,因为没有人在现场拿剧本,所有人都是准备好过来的。
            程耳:对。首先梁先生到现场是空手来的,他从来不会带任何剧本,一页纸都不会带。久而久之,每个人都空手来。因为你不把台词背下,在现场会对对方演员造成很大的困扰。
            而且我们从来不单独拍任何一句台词,即使换机位拍,演员的情绪也是连贯的。所以这就要求演员到现场之前,无论多长的对白都要完整地背下来。
            GQ Talk:之前我们采访主创的时候,他们都说你对细节的把控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有什么例子吗,或者什么细节是你无法忍受的?
            程耳:我觉得是一种洁癖吧,表演上多一个什么动作,或者某个动作延续的时间不够长,我都会再拍一次。我在拍摄时,对于自己所坚持的世界是非常笃定的,我很难在这里融入另外一种方式,所以我的要求有时候会显得比较严苛,无论是画面上的、表演上的,还是演员造型上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从第一个镜头开始,我们就暗示观众,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在改剧本或者终剪的时候,我忍受不了无法推动叙事或者展现人物进一步状况的对白、场景或者某一场戏。
            GQ Talk:《无名》中有大量食物,比如日料、拿坡仑等。你平常是一个喜欢吃的人吗?
            程耳:我一直很重视食物,吃饭的戏其实非常不好拍,但是拍好了,那种效果是难以言喻的。你怎么吃饭,吃什么饭,跟谁吃饭,这里面都是人生。
            大鹏有好多戏都是在日本餐厅拍的,我们当时专门请来一个特别好的日料厨师,在剧组搭建了一个日料摊子。因为首先食物拍出来得真的像样,真的好看,其次要保证卫生和演员的安全。
            这个日料摊子让大鹏记忆深刻,以至于半个月后当他重新回到剧组拍戏,在摄影棚里到处找,大鹏问我,你那日料摊子呢?我说日本餐厅都拍完了,哪还有日料摊子啊,他说我以为你们这种大组常备呢。
            GQ Talk:其实不仅仅是拍吃饭,比如在《无名》中,王一博和王传君大量的对话也围绕着吃饭,尽显日常感。让我想起之前看昆汀的《低俗小说》,他花了很大篇幅拍杀手杀人之前的聊天,而杀人片段反而很简略。
            程耳: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昆汀的。《低俗小说》里杀手在杀人之前,在车上讨论汉堡啊、大麻啊,这些都拍得精彩极了。通过拍杀人是无法使观众代入情境的,因为观众通常并不杀人。但是这些日常细节,很容易唤起观众的某种认同感,使观众迅速地融入到角色中去。我觉得这涉及到某种趣味,甚至是某种认知的高度,可能这部分才是最困难的。
            GQ Talk:你参与的工种非常之多,从编剧、导演、剪辑,到片尾曲的写作,以如此多的身份参与到一个作品中,在中国电影界也很少见。是因为精力旺盛,还是说你希望控制创作的方方面面?
            程耳:换个角度来说,编剧导演剪接其实是一个工作。我一个人完成的好处是,最后对于整个电影风格或者样式的控制会更加缜密。拍好一场戏不难,但是如何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包括这么多迥异的演员,统一到这部电影的氛围之下,成为严丝合缝的一个整体,这个是更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需要方方面面的控制。
                        
            “文学修养太差的人拍不出好电影”
            GQ Talk:你不算一个高产的导演,2016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距今已经六年了。这六年都在做什么,大概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程耳: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我喜欢休息,不爱工作。我比较信奉拍少一点,拍好一点。对于我来说最理想的状况是,不需要非拍不可,但想拍就拍。
            GQ Talk:你在工作中得到的快感是什么?
            程耳:是某种表达,某种趣味,或者某种目空一切的快感吧。我其实不是很享受拍电影的过程,它涉及的环节太多了,从投资到拍摄,再到发行和宣传……并不是每个环节我都擅长。电影对我的性格来说太复杂了,成本太大,事无巨细,我有时候会失去耐心。
            我更爱写小说,因为我自己就可以完成,可以完全控制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包括所有的走向和结局。写作是我的乐趣所在。
            GQ Talk: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小说家吗?
            程耳:中国的作家可能受南美的文学影响比较大吧,但这并不表示南美文学就是最优秀的,只是说我们的土壤、出生的环境、所经历的社会进程,可能与南美的作家更契合。
            而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的原因在于,我们看的都不是原文,很难说清我们是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还是受到博尔赫斯翻译者的影响。我会找来博尔赫斯或者马尔克斯著作的各种翻译版本,每一篇比较地看。像陈众议、王永年确实翻译得太好了,其他译者可能就逊色很多。
            文学更加依靠天赋,是属于个人的,很难寻得帮助的。我仍然认为文学是电影的土壤,文学修养的高低大致决定了未来电影的好坏。
            GQ Talk:有些评论家会认为你的电影有很强的文学性,可能除了台词讲究之外,你的文学素养是能够体现在电影叙述之中的。
            程耳:文学性包含一种叙述方式,不仅仅是书面语这么简单。其实书面语这个概念,本身不一定是准确的。就像我们聊天,会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生活中你会愿意与某人聊天,不愿意与另外一个人聊天,这都是基于某种文学的基础。谈恋爱时说的动情的话,吵架时说的另一番话,或者你的底线是说什么样的话,这都是文学。
            GQ Talk:你的电影也极其注重结构,基本上每部都有一些非线性叙事,比如在《无名》中,将一队日本士兵的一天与至少八年的岁月交叉剪接在一起。你是如何考虑结构在影片的位置的?
            程耳:讲一个故事,我通常会从中间或者结尾说起。这是出于审美的趣味,或者某种说书人的技巧。至于到剪接的时候,则是出于一种本能。把一个故事说得有悬念,最后解开谜团的时候才有乐趣。
            GQ Talk:在这几部作品中,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吗?
            程耳:我的主题从来没有变过。从《犯罪分子》《第三个人》,再到《无名》,展现的都是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社会的命运,是“可以为之奋斗”和“不得不做出选择”之间的某种暧昧的联系,或者注脚。
            GQ Talk:在你的作品中,人物的感情是极其克制的。你在处理角色人物情感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程耳:我个人可能不太欣赏、接受或者信任那种过于外露的情感。我自己也是一个相对含蓄或者克制的人,过于激烈的情感表达会让我很出戏。在我的电影世界里,人物的首要问题是生存问题,情感问题似乎不是当下最关键、最紧要的,但人物所付出的努力、辛劳,最终可能又会归结回情感。这本身很矛盾,在生活中也是这样。
            不过,无论多么真挚或者深邃的情感,我相信在表达上,都不会是过于激烈的。过于激烈的情感表达是尴尬的、肤浅的,不可信赖的。所以在我营造的世界里,人物的情感表达相对节制,是一种微妙的细节、一个暧昧不清的瞬间,是真实的。
                        
            GQ Talk:在你的成长经历中,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或者电影审美影响了你?
            程耳:上学的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布努埃尔,临近毕业时,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和昆汀。我们在电影学院看了太多的电影,那个年代我们在学校看的片,外面是看不到的。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习惯于思索和自省的人,电影会延续你的人生,会丰富你的经验。看电影不只是学习技法,而是学习一种思考的方式。
            到现在为止,最让我受益的还是电影学院的时光,它提供了十分自由、开放的环境,让我碰到了非常优秀的老师,比如谢晓晶老师。当时学校人也很少,导演系两年才招生一次,我们班才八个人,所以大家对于电影事业有一种非常热切的向往。
            艺术应该有卓尔不凡的野心
            GQ Talk:你曾经在采访中说,好的电影没有那么明确的类型标签,比如商业片或者艺术片这样的划分。你拍的商业片也是有非常清晰的作者印记的。你如何看待这种定位呢?
            程耳:我从来没有想过或者试过,去拍所谓纯粹的文艺片。对于我来说,只有好看的电影和不好看的电影。像《寒枝雀静》这样的电影,我觉得太好看了,而有些所谓的商业片,又真的很难看。人在不同的阶段,或者跟不同的人看电影,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夜深人静,我会享受《寒枝雀静》或者《二楼的歌声》,但有时候我也会特别想看《蝙蝠侠》。重要的是把电影拍好看。
            包括像冈萨雷斯,好多人会说他拍文艺片,我觉得也不尽然。诺兰早期的电影拍得也非常好,他一出手就是与众不凡的。像《黑暗骑士》,当然是大商业片,但还是有很强的作者的印记。艺术应该有卓尔不凡的野心。
            所以我宁愿去分严肃和不严肃的电影,好看和不好看的电影。商业片也有很严肃的,文艺片也有很功利的,都得具体看。
            GQ Talk:其实这种划分,如果前期是一个制片问题,后期则更像是宣传问题。宣发拿到电影之后,可能需要贴上浪漫爱情,或者谍战之类的元素,来传达给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作者性就在于能否超越这些标签,不被任何标签所束缚,去表达那些能够表达的东西。
            程耳:对。就像《无名》和《罗曼蒂克消亡史》完全不是谍战片,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这么觉得。这两部影片其实是民国往事,是民国的史诗,是对于民国的眷恋和缅怀。《无名》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岁月。
                        
            GQ Talk: 现在拍电影和电影学院时期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程耳:现在拍电影的门槛在不断地降低,手机也可以拍电影。门槛降低带来的好处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自己的表达,并且得到大众的认可。我不认为现在是不好的,因为你只有拍得更多,偶尔才会有更好的或者更辉煌的作品产生。
            但另一方面,拍电影这件事本身的仪式感或者庄重的意味在丧失。我们以前都是拍胶片,必须守着每一格的胶片非常审慎地去拍。现在拍电影,因为没有胶片“哒哒哒”的那种压力了,场记喊完“预备,开机”,正式开演前可以拖得很漫长。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Tony演戏和其他演员有一个技术上的不同是,他是一喊“开始”马上就演,台词立马蹦出来,不耽误一秒钟。我有时候甚至会跟他说,可以空一下再开始,他说这是他长久形成的一种习惯,因为他经历了漫长的胶片年代。我们那天还开玩笑说,按现在这种打板的方式,打板师在胶片年代早就被开除了,因为前后浪费太多了。
            GQ Talk:现在这个时代变化这么快,有什么是你觉得很有距离的东西吗?比如你会看短视频吗?
            程耳:虽然我不看,但短视频本身我是接受的,因为毕竟带来了这么大的产值,为大量的人“杀掉”漫漫长夜,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不过我介意的是,我买张票,坐在电影院里,看的却是一个“长视频”,而不是电影,这是不好的。电影需要回归电影本身,电影有它自身独特的语法、规则,和呈现的方式。
            GQ Talk:你曾提到过拍电影要“对得起这碗白米饭”,你现在还会这么觉得吗?
            程耳:这是《七武士》里的一句台词。投入、回报,投入、回报,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对得起这碗白米饭,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应该尊崇的,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要求自己,那世界不是会变得更正常吗?
            GQ Talk:你觉得现在的电影观众有变化吗?
            程耳:我感受不是太深。我倒是觉得电影观众在进步,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充斥短视频的年代,还愿意选择去看电影,本身就是甄别之后的人群吧。而且观众选择看什么样的电影,这一点是需要尊重的,这是民主的、自愿的过程,什么样的人会选择去看什么样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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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都是满座,年初几天都是排片量决定的,比较意义不大,只有预售才能看出片子好坏,流浪地球2排片第一,而预售只有第三,说明喜吹的人少,从预售上座率,预估春节票房,无名第一,满江红第二,第三流浪地球2,黑马中国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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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人生比无名满江红还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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