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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大片走向何方?黄建新、管虎、宁浩有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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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6 21:05: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每经记者 丁舟洋   
  黄建新、尹力、管虎、宁浩、张吃鱼、徐展雄,这6位不同世代、不同风格的导演,十年来都做了共同的探索——拍摄主流电影。也因此,他们在刚刚闭幕的第35届中国电影(11.730, 0.42, 3.71%)金鸡奖导演论坛上进行了真诚分享。
导演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随着技术的变革、新人的加入,表达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呈现出的样貌与之前大为不同。
  “这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电影创作与技术已没办法分离了。”导演黄建新感慨道。2012年,他为电影《智取威虎山》做监制,这部电影堪称中国主流大片技术跃升的一道分水岭。彼时,适逢胶片拍摄向数字技术的全面转型,从“胶片时代”成长起来的电影人们被迫全面转变。“这对我们这一代创作者是巨大的挑战,当时是很不适应的,我们奋起直追,要追上的不仅是技术,更是认识世界和探索世界的思维方式。”
  而到了80后导演张吃鱼,数字技术已经是他非常习惯的创作方式。“我还挺享受特效技术的帮助,绿幕上的创作像是一个空白画板,让我可以随意挥洒。它拓宽了题材的跑道,产生了《独行月球》喜剧与科幻的结合。”
  越来越多年轻的创作者加入新主流大片的创作中,在谈到这一趋势时,作为《革命者》的监制,导演管虎认为:“只要是电影艺术,无论是主流大片,还是宏大叙事,都有很多的创新可能。年轻人可以和胆儿大划等号,希望我们也是一样。”
  在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导演论坛”的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清阐述了电影科技的蝶变。他表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格式电影系统——中影CINITY以高清电影技术引领电影业进入观影新时代。CINITY高新技术格式电影系统于2019年推出,是我国电影行业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具有核心的自主知识产权。
  “在今年6月的欧洲电影博览会上,应《阿凡达》导演卡梅隆团队和该片片方迪士尼的邀请,《阿凡达2:水之道》使用中影CINITY系统播映片段,获得国际专业人士高度认可。”傅若清表示,“CINITIY还为《阿凡达》进行了全新的模板重置,我们邀请部分业内人士重看了CINITY版的《阿凡达》,大家看后甚至怀疑自己是看了一部全新的影片。”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清做主旨演讲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电影技术驱动电影创作,对此,黄建新亦深有所感。“对刚刚傅总(指傅若清)的发言,我有强烈的感受。”黄建新说,“这十年,电影创作与电影技术已经不分家了,我们的想象力因技术的发展而打开。现在我们在做电影时,每一步都与技术并行着讨论,这和过去很不一样。我最早拍电影时,完全是从艺术想象开始讨论,然后把想法逐一与设计、美术沟通。”
  十年前,正是黄建新在为电影《智取威虎山》担任监制时,在拍“打虎上山”时,剧组“卡住了”。“必须技术完成了我们才能拍。”黄建新说,“我们为此做了近三个月的准备,一组八个人的团队到广州动物园拍摄老虎,捕捉老虎各种动作,再在电脑上建模。请林业部批了一棵树,张涵予在树上蹦了8天。”
  影片中的老虎采用3D技术捕捉,张涵予对着一棵大树跳上跳下做无实物表演。“蹦到第五天,张涵予就受不了了,说我到底演了啥?”黄建新回忆道,“后来我们做完效果合成后再把他叫过来看,张涵予都惊叹,哇,我演得这么逼真啊。”
  老版的“智取威虎山”(即《林海雪原》),“打虎”这幕戏用一个抬枪的镜头就交代了,但数字技术带来了改变。黄建新透露,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总成本一亿多,光是“打虎”这场戏就花了900万元。“为了控制总成本,我们甚至拿掉了一场小的战争戏,因为我们觉得,这一场技术创新带来的视觉冲击能胜过一场战争。出来的观影效果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技术创新帮我们在复拍题材时,获得了全新的价值。”
黄建新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2019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取得了当年国庆档最高票房,这部由7位导演共同创作的影片中的7个故事,取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个历史性经典瞬间。影片聚焦大时代、大事件,通过呈现普通人和国家之间看似遥远实则密切的关联,唤醒每一个中国人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怀。
  宁浩是《我和我的祖国》关于“北京申奥”故事的导演,这无疑是一个“大题材”,宁浩的经验是放在小人物上——一个由葛优饰演的好面子、爱吹牛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在拍摄《我和我的祖国》时,我们7位导演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聚焦普通人和寻常生活。”宁浩在导演论坛上表示,“现实生活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角度,所以我们创作者在创作时需留心观察身边事、身边人。我常常跟编剧讨论说,咱就拿身边人物取材,而不要习惯性地从一些概念上取材。”
图片来源:豆瓣
  电影《云水谣》的导演尹力认为,在技术手法上,现在拍电影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任何一个人拿着智能手机都能成为潜在的创作者。但电影的本质是什么?一定在于丰满的人物。“好的电影是故事简单,人物丰满,不好的电影看起来热闹,但留不下人物。”
  “现实题材的作品,一定会给未来若干年后的人要通过影像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留下文献价值,所以除了视觉奇观,表达身边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情感,仍然是我们中国电影人的责任所在。”尹力说。
  无论技术如何转变,寻找人物的共情、共鸣永远是电影创作不可或缺的支点。
  “我进入电影行业时,正赶上胶片向数字整体换代,我接触创作其实是从数字开始的。”《独行月球》导演张吃鱼说,“绿幕给我带来最大的便利是拓宽了题材的选择,以前做喜剧,我们可能更多落在‘地球’上,特效让我们能在太空‘着陆’。”
  张吃鱼说,尽管这样的特效创作能在感官上给观众带来新的体验,但《独行月球》要表达的情感和人物是不变的,“一个小人物,守护家人,守护家园”。
  这十年,中国电影越来越“大”。黄建新认为,这和国际主流方向一致,规模复杂的大片更容易形成关注效应、形成市场焦点,中国电影的技术进步给电影插上了翅膀。“天地很广阔,鸟儿能飞多高,我们要努力,导演是做具体工作的。”
  种种具体工作中,黄建新、管虎、宁浩等知名导演都把“薪火相传”视作重中之重。
  在谈到对年轻创造者的建议时,黄建新表示:“电影的类型化是合理的,类型化从人性的角度寻找最大公约数,这和创作不矛盾。但导演千万不要被类型给弄糊涂了,不要为了套进某一种类型,就修理自己的独创性,修到最后失去了作品的生动性。创作者的独创性是电影最活灵活现的宝贵精神。”
  “先要尊重类型的创作模式,没有一个作品能满足100%的观众,类型化能确保满足绝大部分观众,所以第一是尊重类型化。”张吃鱼说,“第二则是挑战类型化,观众对高品质、个性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传统题材和模式不能满足现在观众,主流电影不仅停留在战争、传记、体育竞技,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题材探索。”
  青年导演徐展雄讲述了他在拍摄《革命者》时,创新使用的多线程、多视角叙事方式。“在李大钊牺牲前的几十个小时,他吃了一块饼干,喝一口茶,想起曾经生活中的一段故事,以此来结构篇章,更像是李大钊的‘追忆似水年华’。”
  能否跟观众达成互动,这种实验性的叙述方式是具有挑战性的。《革命者》的监制管虎与徐展雄无数次讨论后,管虎鼓励徐展雄冒险尝试。“我觉得做一个宏大叙事的主流电影,有一点电影艺术的实验性不是坏事。”管虎说,“年轻人不要束手束脚,创意是最宝贵的。年轻人可以和胆儿大划等号,希望我们也是如此。”
导演、编剧、监制管虎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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